前言

往期文章：杂谈：基层的未来，是沉寂还是发展？

过年回了趟J省老家，约了附近的老同学来掼蛋。其中一位朋友，毕业出道时去了国有行，后跳槽去了地方国企，最近又跑路到某私企。一轮互吐苦水，略有感慨，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或许能为各位读者朋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行政级别与信息博弈

内地的资源与行政等级强相关。同等级别下，越靠近权力核心的部门，拥有越多的资源。地级市或是一道分水岭。实务中，在贯彻自上而下的政策时，地级市往往是拥有较大腾挪空间的最后一关。当A4纸经过层层转发和细化抵达县（区）后，或只剩下落实；当县（区）领导开大会传递精神给乡镇（街道）后，或只剩下“5+2”“白+黑”的执行。以上常导致基层缺乏对特定金融场景的“自由裁量权”，使得部分政策落实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从信息差的角度看 ，出于“担当”的考虑，常有一些规则最终不会落到正式文件中，留足纸面下的灵活；地方国资向发改申请项目融资时，所需材料极为繁杂、窗口期也极为紧张，且在这类高压环境下用错力就等于无用功。因此，在申请项目前，需充分摸清上级的风险偏好，与发改核心部门的干部做好日常联系，尽可能向分管领导做好项目汇报。特别是在递交申请的关键节点，因各种因素需对材料进行调整时，与地级市发改做好日常联系能省心无数。

同理，当地方国资向银行机构（多为政策性银行或五大行）申请贷款时，若能与省分行信贷部保持良好沟通，了解因政策变动或内部调整，近期哪些类型的项目容易下发额度，就能尽快填报材料以把握窗口期取得融资。

以上并非红线之外，而是在合规框架内通过强化信息对称，利用专业沟通降低上级决策的成本。毕竟，从上级往下看，首要是保障内部的若干重点项目能被充分支持，余下的金融资源分配给哪个主体，在项目质量相差不多的前提下，取决于哪个主体所报的材料和日常沟通维持的信息对称更符合上级的预期，使得上级做出推荐或最终决策时受到的阻力最小。但从地方看来，每一笔资源都是极有限的“真金白银”支持，在现在这大力推动地方国企尽力盘活资产的紧张环境下、在现在红线收紧打击非标融资的高压监管下，能拉到这样一笔融资对地方意义非凡。

虽然更多时候，由于县域专业人才的储备相对匮乏、优质项目缺失，往往走不到规则提点这一步。光是项目合规性和盈利预期，就已刷掉许多。

从项目金额的角度看 ，观察发改年度公示的重点项目清单，县（区）所落实的项目，总投资10亿往上的较为少见。在“儿子不能大过爹”的潜规则中，层层压降后能不打折扣落实就已不错。此外，县（区）一些项目还承担着作为上级用于冲指标、做“储备粮”的任务，总有一种统计方式能进行调配。不过，若仅是从统计角度去做调配还算好了，最怕是要挪用部分资金去想办法填爹的窟窿。

最后补充一点：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或可认为是一个以放权体现行政等级导向的侧面例证。当省负总责，日常疏通沟通的难度将下降许多，有机会争取到更大的批复额度。

政治责任与市场化现实

地方国企，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天然带有“求稳”的基因，抗拒“创新”。但在推行市场化经营体制改革的浪潮下，解决因此带来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优先度骤升。

• 收入来源单一。政企不分、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国企（特别是部分高新区、开发区的管委会市场化转型后的公司）缺乏盈利能力，收入高度依赖财政拨款和出租，偶然依赖于外部企业的投资。

• 政治责任较重。相较民营企业，地方国企需额外承担城市更新等社会责任，这或导致公益性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此时，虽表面数据乐观，但实际盈利能力和发展可持续性很差，且可能存在涉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未能及时兑付。

基于以上考虑，地方国企在通过专项债等融资手段申请资金时，其申请材料里的水份在经层层审核过程中被挤出后，突破重重阻碍批复下来的额度或只剩下期望的5%~10%。

当然，行政命令优先的形式也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为地方国企带来“上桌”的机会。例如，除专项债外，县域项目的各类融资方式主要依赖银行机构。在出现信用风险苗头时，市国资委联系的国企更容易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与有关机构沟通，推进低息贷款置换非标融资等高风险债务、降低现有项目贷款利率、根据项目淡旺季调整还款时间节点等工作。对此类项目的处置（或者说对地方的“支持”）是近年县域银行机构普遍净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务准入垄断

过去蛮荒生长的、监管落后于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可能让许多朋友忘记了，想要做成项目是要有“资质”的，想要持有“牌照”是不容易的。这种以高速迭代的新业态在监管尚未合拢前扫荡资金的时代，未来或难以再现。

一个典例是当项目涉及医院等事业单位时，银行机构是否拥有地方财政部门授权的代理支付权将成为是否能被纳入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决定性因素。虽然部分地区已全面放开，但在仍需授权的区域，此类项目只会被授予地方财政部门“用习惯”的几家银行机构。由于这种授权涉及种种历史因素，存在强大的行政粘性，其他同业机构基本没有上桌的机会。

因此，部分地方国资项目虽急着融资，但天然可选择的银行机构就只有几家。而不同银行机构的业务偏向重点不一样，导致项目不能匹配到最佳的金融产品（虽然实务中，县域金融产品都比较“同质化”，仅是否地方法人银行机构有较大区别），或者涉及准入红线无法为其办理。尽管2025年业内“反内卷”是一个热词，但许多银行机构连参与“内卷”的资格都没有，为完成KPI考核只能不断挖掘中小企的潜力，其业务更零碎且更高风险。

存量博弈？谋求增量？

提到“反内卷”，就不得不提两个常见方案：

• 优化蛋糕的分配方式（抢蛋糕）。例如，优先推行银团贷款以便让参与的银行机构都能分上一杯羹。

• 优化蛋糕产生的土壤本身（做蛋糕）。例如，通过建设产业集群及产业基金，提供特定领域财政贴息的政策，“逼迫”地方国企做好专项债等重要资金的材料申请，引进债贷联动、AIC等创新融资方式让企业有多种选择能以“活下去”为基本，以做大做强为目标。

但在县域项目稀少、赢家通吃的实际中，现行落实任务的方式基本还是在“抢蛋糕”中做文章，其主要渠道仍是入重点项目库并跟进融资支持情况。毕竟，做大蛋糕往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改变。因此，相关政策多见是围绕着少数已有的赢家落地，以便稍提一嘴完成了工作的落实。

此外，即使下定决心要做大蛋糕，帮助企业们“活下去”甚至做大做强，但县域的“矮个子”们往往不尽人意、奇葩种种。例如，某工业园通过政府联系金融机构希望申请短期流贷做基金投资企业，但实地勘察入驻企业后完全看不到还款预期；某县域科技企业B希望搭上政策东风申请科技类贷款，但因县域银行分支机构无产品调整权限难以提供与其产品研发周期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且实务中一旦出现风险银行机构极难被认定为尽职免责，需求难以满足、贷款准入困难，只能悻悻而归；某国资背景的半公益性企业C因回本周期长，且受历史原因影响资本金严重不足，限于监管红线银行无法为其提供更高的贷款额度，于是该企业硬是将与科技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项目背景往AI上靠，以便申请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资本金，计划取得更多融资。总的来说，做大蛋糕绕不开为企业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是否值得地方政府投入精力推进做出效果与当地情况紧密相关。

补充个特别的题外话，少数地方政府还会通过一些手续卡住甚至吃下金融机构的资产，以优化自身的财务情况。在这样豺狼环伺的环境下，做大蛋糕所需的基础信任缺失，或只能落回最保守的方案。

“明星项目”或反而风险最大

蛋糕吃上了，资金到位了，某些国企就开始翻脸了。

其中，重灾区或是银行信贷支持的、地方政府看重的明星文旅项目。白纸黑字的合同只能帮助出资的机构占理，但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真金白银的损失是实在的（出于立场差异、需求不同，这类矛盾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通过一些相关联的政策，用勉强看得过去的理由，要求机构降低贷款利率、调整还息周期；日常运营收入还息都较为困难时，协调延迟还本，避免启动风险处置程序。最后，在与地方政府、项目方达成共识后，还要去找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做检讨，因为计提风险支出后数据必然会有明显下降。如又遇上相应的考核，只能一根筋变两头堵。

夸张点说，不少蛋糕埋着地雷、藏着毒药。被坑过几轮后，部分银行机构对此类项目可谓避如蛇蝎，甚至听到PPP等描述扭头就走。但又因为银行机构有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当地的政治要求，多数机构都会尽力抢个低风险的项目，以便对上有政治和业务两方面的交代。

总结

本文结构比较松散，主要是站长在结合若干年前工作经历以及和同业机构朋友的聊天内容后，对县域国资的情况略有所感，想简单写份文章梳理一下。可能很多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了。最后，从站长个人角度的感想而非文章小结来讲，空心化的县域很难再提供更多内需，未来10年的每1年，或许都是最好的1年。